南宁捐卵医院,借卵试管

　　最近十多年，随着北美“新清史”学说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此褒贬不一的评价。笔者关注其说多年，始终认为就整体而论，“新清史”所倡导的基本观点无法成立，并且还带有不良的政治倾向。

　　国内有些认可“新清史”研究的学者，认为“新清史”在发掘非汉文史料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实际上，所谓“新清史”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突出，甚至还在处理各种语言的史料中出现过很多谬误，在此暂不赘述此类细节问题，仅对其错误观点做简明扼要的剖析批评。

　　

　　▲清时期全图(清嘉庆二十五年)。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不能成立的命题一：“东北亚本位主义”。此说认为清朝即使在入关以后，仍然在地域认同上强调的是以其入关前占据的所谓东北亚地区为本位，而将入关以后先后取得的中原地区、漠北蒙古、青藏高原、新疆等皆视为“殖民地”。

　　此说纯属臆测。首先，有清一代统治者在地域认同上，始终是以“东”而非“东北”自任，所以才会将其开国之君比拟为“东海圣人”，并引入相地术的“龙脉”一类概念，从而将被其定义为皇室家族发源地的长白山与历来在帝王封禅仪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东岳泰山联系起来。

　　其次，清朝君主对“北”的心理排斥还反映在雍正帝曾专门将吕留良诗文中视满洲为“北”的辞句摘出，指斥其为悖逆。而清朝君主在标示其自身地域认同时每每言“东”而不及“北”。

　　更具有直观说服力的是，清朝入关后，皇陵均选址在关内北京附近的直隶，未再归葬东北。同时，还将京师定位为全国旗人群体事实上的籍贯地，甚至在乾隆中期以前，特地要求在全国其他各地服役期间去世的旗人原则上都要由其家属办理归葬北京事宜。

　　不能成立的命题二：“传国玉玺事件”。该说法认为，皇太极在确定大清为国号时，是承袭了元朝或蒙古汗国的正统性，因为他对此宣扬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以此清朝的建立系承袭了来自内亚的草原汗国的政治传统。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反映元朝统治结束以后的蒙古汗国正统性的权力象征物，是带有强烈神话传说性质的“成吉思汗哈斯宝”，而非在理论上可以溯源到当初首创皇帝制度的秦始皇“传国玉玺”。皇太极对于前者从未表示过任何关注或者兴趣，这反映了他对接续成吉思汗的统治正统并不在意。

　　其次，皇太极对于所谓“传国玉玺”的认定是接受了身边的汉族大臣建议的结果。君臣双方均试图将原来相对松散的汗权统治模式改造成带有明显中原王朝色彩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以皇太极才会将只是用于处理行政事务的一方玉玺拔高宣传为代表皇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继而以之为契机启动了确立“大清”为国号并登基为皇帝的政治进程。

　　因此，所谓的“传国玉玺事件”与承袭蒙古汗国的正统没有任何关联。

　　不能成立的命题三：“清朝与中国只具备有限的同一论”。此说认为，在非汉文史料记载中，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原地区只是其统治下的一大区域而已，与之地位并列的有满洲、蒙古、青藏高原、回部(今新疆等地)等几大地理板块及其对应的各自族群，而这些地域与人民均不能用“中国”来进行定义。

　　此说完全不能成立。首先，该论并未举出具体的官方非汉文史料来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测。其次，像满文和蒙古文这类非汉文史料恰恰反映出清朝君主观念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和汉族，还包括边疆地区和各民族。如在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恰克图条约》时，就明确把与沙俄接壤的漠北蒙古边界地区的哨卡称述为“中国之卡伦”和“中国之蒙古卡伦”，又将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官衔用满文表述为“中国副将军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

　　满文《异域录》也证实了清朝官方在非汉文史料的语境下所持的“中国观”与汉文史料中对中国的认知完全相同。可见，清朝与中国具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一性，而绝非“新清史”学说所理解的那样狭隘。

　　

　　▲《皇清职贡图》。全书共绘制不同民族和地区的300种人物图像，每种皆绘男女图像2幅，共600幅。图后皆附说明文字，措辞用语浅显明了，简要介绍该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及当地的风土民情。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不能成立的命题四：“清朝的君权具有所谓‘共时性’的特征”。此说认为清朝君主同时具备多重身份，而每一重身份只对应特定的某些人群，即如皇帝身份只对应汉人；对满洲旗人来说，他则是汗或族长；对蒙古人来说，又成了继承成吉思汗统治传统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那里，则成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在完全体现皇帝统治意志的清朝多语合璧官修辞书中，“君部”列举多个君主名号，但“皇帝-天子”的排序总是高于其他君主名号。即对于满洲旗人来说，最看重的君主名号也是“皇帝-天子”，而非“汗”或“可汗”，这与汉人的君主观并无本质冲突。

　　其次，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等带有强烈佛教色彩的君主名称，根本未见于官修辞书的“君部”中，也并未被其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其三，将“皇帝”这样的君主名称直接以音译的形式介绍到满语和蒙古语中，这也凸显了清朝君主对该名号的特别重视，并期望北方各民族能了解清朝皇帝具有比“汗”或“可汗”更为尊崇的地位。

　　事实上，如果“共时性君权”理论真能成立的话，那么清朝君主在其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受瞩目的登基大典上，绝不会仅仅只按照中原王朝皇帝即位礼仪的程序进行，而是忙个不停地先后履行多种不同的即位礼仪。可是，从顺治帝到宣统帝，此类体现“共时性”的戏剧性即位场景从未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中上演过一次。

　　不能成立的命题五：“满洲、蒙古、西藏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体色彩的‘西藏佛教世界’，而将中原地区和汉族排斥在其之外”。此说认为，依据宗教纽带，满族与蒙古族、藏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认同，与汉族则较为疏远。因此，此说突出的是清朝的“内亚本位”。

　　这与事实完全相左。首先，大多数满族旗人信奉的是汉传佛教而非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始至终没有成为满族群体的全民性信仰。而且有清一代，为了保证得到足够的兵源以维护其统治，清朝始终限制旗人出家成为职业宗教徒。因此，清朝从未出现过一位具有政治与宗教双重影响力的旗人高僧，也从未造就过一个人数可观并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旗人喇嘛群体。平时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包括旗人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并不开放，相反，旗人在日常生活中参拜汉传佛教的寺院及道观等宗教场所则没有限制。这自然促成了汉传佛教对于普通旗人的影响远大于藏传佛教。

　　其次，“新清史”学者刻意强调，皇太极以来的清朝君主对北元系统的大黑天像的尊崇，帮助其确立了统治合法性。这个观点完全属于知识上的误读。实际上，皇太极在盛京(沈阳)修建的实胜寺更强调的是对佛而非大黑天的崇拜。而且，当皇太极意识到崇佛并不能招来漠北蒙古归顺的政治效果后，就不再前往实胜寺礼佛参拜。所以当清朝入关以后，大黑天像也没有被皇室当做须臾不可离身的至宝而迁徙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何谈一旦得到了该神像即会大大有助于清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呢？

　　不能成立的命题六：“承德系内亚首都论”观点。“新清史”学者反复宣称清朝有两个首都，而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只对应中原地区和汉族，至于针对广袤的“内陆亚洲”地区的首都则由承德来担任，由此发展出“承德系内亚首都论”。

　　此说实属谬论。从笔者搜集的非汉文资料来看，东起大兴安岭地区，西至新疆和田，北起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唐努乌梁海)，南到康藏地区，均保留着对于清朝首都北京的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记忆，对于承德的历史记忆则完全缺失。由此来看，北京才是清朝各族人民心中的首都。

　　不能成立的命题七：“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明清两朝的差异性和断层性。由此，明朝被简化处理为一个纯粹的汉人(即其所称的“中国人”)政权，借以反衬清朝的所谓“内亚性”。

　　此说似是而非。恰恰是“新清史”学者及其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清朝统治独有的所谓“内亚元素”，实际在明朝即已具备。早在清朝建立之前，蒙藏佛教徒即已经将明朝的皇帝定位成文殊菩萨化身的中华君主。当清朝入关以后，蒙藏地区自然就将清朝君主继续视为具有上述特定宗教身份的最高统治者。

　　其次，清朝确实刊印了大量多语种合璧文献，但是这种现象早在明朝时也已明确显现。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岸石岩上树立的《永宁寺碑》，即由汉文、蒙古文、女真文三体合璧撰写。令人叹为观止的明代《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连同其用汉、藏、蒙古等多种文字合璧而成的图注，给观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在以教促政、团结蒙藏群体方面的很多做法在明朝那里也已经有了先例。因此，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新清史”炮制的上述 “明清差异论”实属严重扭曲了历史真相。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局部)。图片来源：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三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最后，必须郑重强调的是“新清史”的不良政治企图正是源自其上述错误的清史观，以及该学派素来强调的清帝国同样具有同一时期其他“近代火药帝国”的那种殖民扩张性的论点。

　　再加上当下日趋复杂化的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最终促使目前代表“新清史”七位学者中的五位，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公开攻讦或污蔑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的文字内容。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初新疆、蒙古、西藏等和“中国”(实际上只是相当于内地)都只是清帝国统辖下的各个平等组成部分，那么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这些地区也应该享有权利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被中国再统一。这样更加符合西方世界史学界总结出来的20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广土众民的帝国统治结束后往往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所谓“西方经验”或“西方历史演化模式”。

　　所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均持攻击态度，而对各种或明或暗地受到外国怂恿蛊惑的分裂谋“独”势力则采取明显的同情立场，致使目前中国政府在相关边疆地区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大多都被他们扣上了压制欺侮当地人民的“新帝国主义”帽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不放弃在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那么，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就会被其妖魔化为一种类似“新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行径。

　　以上远远超过学者学术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正是错误的学术观点升级为不良的政治倾向的最为直观的体现。我们可以将之定性为：错误的学术观点就暴露了充满恶意的政治企图。

　　(作者简介：钟焓，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邵婉云】

南宁捐卵医院,借卵试管

　　最近十多年，随着北美“新清史”学说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此褒贬不一的评价。笔者关注其说多年，始终认为就整体而论，“新清史”所倡导的基本观点无法成立，并且还带有不良的政治倾向。

　　国内有些认可“新清史”研究的学者，认为“新清史”在发掘非汉文史料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实际上，所谓“新清史”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突出，甚至还在处理各种语言的史料中出现过很多谬误，在此暂不赘述此类细节问题，仅对其错误观点做简明扼要的剖析批评。

　　

　　▲清时期全图(清嘉庆二十五年)。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不能成立的命题一：“东北亚本位主义”。此说认为清朝即使在入关以后，仍然在地域认同上强调的是以其入关前占据的所谓东北亚地区为本位，而将入关以后先后取得的中原地区、漠北蒙古、青藏高原、新疆等皆视为“殖民地”。

　　此说纯属臆测。首先，有清一代统治者在地域认同上，始终是以“东”而非“东北”自任，所以才会将其开国之君比拟为“东海圣人”，并引入相地术的“龙脉”一类概念，从而将被其定义为皇室家族发源地的长白山与历来在帝王封禅仪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东岳泰山联系起来。

　　其次，清朝君主对“北”的心理排斥还反映在雍正帝曾专门将吕留良诗文中视满洲为“北”的辞句摘出，指斥其为悖逆。而清朝君主在标示其自身地域认同时每每言“东”而不及“北”。

　　更具有直观说服力的是，清朝入关后，皇陵均选址在关内北京附近的直隶，未再归葬东北。同时，还将京师定位为全国旗人群体事实上的籍贯地，甚至在乾隆中期以前，特地要求在全国其他各地服役期间去世的旗人原则上都要由其家属办理归葬北京事宜。

　　不能成立的命题二：“传国玉玺事件”。该说法认为，皇太极在确定大清为国号时，是承袭了元朝或蒙古汗国的正统性，因为他对此宣扬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以此清朝的建立系承袭了来自内亚的草原汗国的政治传统。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反映元朝统治结束以后的蒙古汗国正统性的权力象征物，是带有强烈神话传说性质的“成吉思汗哈斯宝”，而非在理论上可以溯源到当初首创皇帝制度的秦始皇“传国玉玺”。皇太极对于前者从未表示过任何关注或者兴趣，这反映了他对接续成吉思汗的统治正统并不在意。

　　其次，皇太极对于所谓“传国玉玺”的认定是接受了身边的汉族大臣建议的结果。君臣双方均试图将原来相对松散的汗权统治模式改造成带有明显中原王朝色彩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以皇太极才会将只是用于处理行政事务的一方玉玺拔高宣传为代表皇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继而以之为契机启动了确立“大清”为国号并登基为皇帝的政治进程。

　　因此，所谓的“传国玉玺事件”与承袭蒙古汗国的正统没有任何关联。

　　不能成立的命题三：“清朝与中国只具备有限的同一论”。此说认为，在非汉文史料记载中，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原地区只是其统治下的一大区域而已，与之地位并列的有满洲、蒙古、青藏高原、回部(今新疆等地)等几大地理板块及其对应的各自族群，而这些地域与人民均不能用“中国”来进行定义。

　　此说完全不能成立。首先，该论并未举出具体的官方非汉文史料来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测。其次，像满文和蒙古文这类非汉文史料恰恰反映出清朝君主观念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和汉族，还包括边疆地区和各民族。如在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恰克图条约》时，就明确把与沙俄接壤的漠北蒙古边界地区的哨卡称述为“中国之卡伦”和“中国之蒙古卡伦”，又将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官衔用满文表述为“中国副将军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

　　满文《异域录》也证实了清朝官方在非汉文史料的语境下所持的“中国观”与汉文史料中对中国的认知完全相同。可见，清朝与中国具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一性，而绝非“新清史”学说所理解的那样狭隘。

　　

　　▲《皇清职贡图》。全书共绘制不同民族和地区的300种人物图像，每种皆绘男女图像2幅，共600幅。图后皆附说明文字，措辞用语浅显明了，简要介绍该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及当地的风土民情。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不能成立的命题四：“清朝的君权具有所谓‘共时性’的特征”。此说认为清朝君主同时具备多重身份，而每一重身份只对应特定的某些人群，即如皇帝身份只对应汉人；对满洲旗人来说，他则是汗或族长；对蒙古人来说，又成了继承成吉思汗统治传统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那里，则成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在完全体现皇帝统治意志的清朝多语合璧官修辞书中，“君部”列举多个君主名号，但“皇帝-天子”的排序总是高于其他君主名号。即对于满洲旗人来说，最看重的君主名号也是“皇帝-天子”，而非“汗”或“可汗”，这与汉人的君主观并无本质冲突。

　　其次，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等带有强烈佛教色彩的君主名称，根本未见于官修辞书的“君部”中，也并未被其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其三，将“皇帝”这样的君主名称直接以音译的形式介绍到满语和蒙古语中，这也凸显了清朝君主对该名号的特别重视，并期望北方各民族能了解清朝皇帝具有比“汗”或“可汗”更为尊崇的地位。

　　事实上，如果“共时性君权”理论真能成立的话，那么清朝君主在其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受瞩目的登基大典上，绝不会仅仅只按照中原王朝皇帝即位礼仪的程序进行，而是忙个不停地先后履行多种不同的即位礼仪。可是，从顺治帝到宣统帝，此类体现“共时性”的戏剧性即位场景从未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中上演过一次。

　　不能成立的命题五：“满洲、蒙古、西藏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体色彩的‘西藏佛教世界’，而将中原地区和汉族排斥在其之外”。此说认为，依据宗教纽带，满族与蒙古族、藏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认同，与汉族则较为疏远。因此，此说突出的是清朝的“内亚本位”。

　　这与事实完全相左。首先，大多数满族旗人信奉的是汉传佛教而非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始至终没有成为满族群体的全民性信仰。而且有清一代，为了保证得到足够的兵源以维护其统治，清朝始终限制旗人出家成为职业宗教徒。因此，清朝从未出现过一位具有政治与宗教双重影响力的旗人高僧，也从未造就过一个人数可观并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旗人喇嘛群体。平时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包括旗人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并不开放，相反，旗人在日常生活中参拜汉传佛教的寺院及道观等宗教场所则没有限制。这自然促成了汉传佛教对于普通旗人的影响远大于藏传佛教。

　　其次，“新清史”学者刻意强调，皇太极以来的清朝君主对北元系统的大黑天像的尊崇，帮助其确立了统治合法性。这个观点完全属于知识上的误读。实际上，皇太极在盛京(沈阳)修建的实胜寺更强调的是对佛而非大黑天的崇拜。而且，当皇太极意识到崇佛并不能招来漠北蒙古归顺的政治效果后，就不再前往实胜寺礼佛参拜。所以当清朝入关以后，大黑天像也没有被皇室当做须臾不可离身的至宝而迁徙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何谈一旦得到了该神像即会大大有助于清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呢？

　　不能成立的命题六：“承德系内亚首都论”观点。“新清史”学者反复宣称清朝有两个首都，而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只对应中原地区和汉族，至于针对广袤的“内陆亚洲”地区的首都则由承德来担任，由此发展出“承德系内亚首都论”。

　　此说实属谬论。从笔者搜集的非汉文资料来看，东起大兴安岭地区，西至新疆和田，北起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唐努乌梁海)，南到康藏地区，均保留着对于清朝首都北京的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记忆，对于承德的历史记忆则完全缺失。由此来看，北京才是清朝各族人民心中的首都。

　　不能成立的命题七：“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明清两朝的差异性和断层性。由此，明朝被简化处理为一个纯粹的汉人(即其所称的“中国人”)政权，借以反衬清朝的所谓“内亚性”。

　　此说似是而非。恰恰是“新清史”学者及其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清朝统治独有的所谓“内亚元素”，实际在明朝即已具备。早在清朝建立之前，蒙藏佛教徒即已经将明朝的皇帝定位成文殊菩萨化身的中华君主。当清朝入关以后，蒙藏地区自然就将清朝君主继续视为具有上述特定宗教身份的最高统治者。

　　其次，清朝确实刊印了大量多语种合璧文献，但是这种现象早在明朝时也已明确显现。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岸石岩上树立的《永宁寺碑》，即由汉文、蒙古文、女真文三体合璧撰写。令人叹为观止的明代《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连同其用汉、藏、蒙古等多种文字合璧而成的图注，给观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在以教促政、团结蒙藏群体方面的很多做法在明朝那里也已经有了先例。因此，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新清史”炮制的上述 “明清差异论”实属严重扭曲了历史真相。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局部)。图片来源：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三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最后，必须郑重强调的是“新清史”的不良政治企图正是源自其上述错误的清史观，以及该学派素来强调的清帝国同样具有同一时期其他“近代火药帝国”的那种殖民扩张性的论点。

　　再加上当下日趋复杂化的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最终促使目前代表“新清史”七位学者中的五位，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公开攻讦或污蔑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的文字内容。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初新疆、蒙古、西藏等和“中国”(实际上只是相当于内地)都只是清帝国统辖下的各个平等组成部分，那么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这些地区也应该享有权利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被中国再统一。这样更加符合西方世界史学界总结出来的20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广土众民的帝国统治结束后往往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所谓“西方经验”或“西方历史演化模式”。

　　所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均持攻击态度，而对各种或明或暗地受到外国怂恿蛊惑的分裂谋“独”势力则采取明显的同情立场，致使目前中国政府在相关边疆地区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大多都被他们扣上了压制欺侮当地人民的“新帝国主义”帽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不放弃在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那么，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就会被其妖魔化为一种类似“新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行径。

　　以上远远超过学者学术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正是错误的学术观点升级为不良的政治倾向的最为直观的体现。我们可以将之定性为：错误的学术观点就暴露了充满恶意的政治企图。

　　(作者简介：钟焓，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邵婉云】